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不断自主探索和实践，走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在中国人民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历史征程中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好”在哪里？这是一个关涉事物好坏判断标准的比较性命题，仅凭主观臆断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有将其放置于一定的参照系中，才能准确分析和正确判断其中的优劣或曲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两层涵义：第一，它是一种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何在的问题，既要从共时态上将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相比较，又要从历时态上将其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相比较，才能从中挖掘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必然性及其优越性。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为：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人民主体地位愈发彰显；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效愈加彰显；在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比较中，当代中国在经济与思想观念层面实现的质的飞跃愈益彰显。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前者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为个人所有；后者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归全民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的根本区别决定了它们在国家权力分配、权利归属以及运转方式上的差异，进而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建构方式与发展道路。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为其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与保障，将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判断、人民的追求置于首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P37)关于人民主体地位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民主体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2]二是揭示人民主体同人民群众、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关联。[3]以上两种阐释都基于关联性视角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视。但笔者认为，在以资本主义为参照系的比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形态，其人民主体地位的彰显必然依赖于现实国家的建构，体现在国家建构的全过程之中。

首先，从国家建构的出发点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致力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绝不可能出让自身的主导地位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因为主导地位的出让意味着财富分配权力的丧失，这与资本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本性相悖，“人格化”的资本只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以便更好地掠夺社会财富。资产阶级对财富积累的渴望，使得社会财富必然逐渐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民群众将不可避免地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马克思曾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具有迷惑性的统治方式进行了深刻揭露，撕下了笼罩在资本食利本性之下的神秘面纱。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曾说，马克思较少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非常详尽、有力，他对资本主义的解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令其他学者望尘莫及”。[4](P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世揭露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批判利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人民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其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用《评论家季刊》的一段话来说明资本对利润的疯狂性渴求，“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P871)资本永无止境的扩张欲望以及永不满足的贪婪本性致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将保障和捍卫人民的权利置于优先地位，反而会将贫苦大众的生存权利置若罔闻。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初衷则是为广大无产阶级谋解放、为人类求自由，因而人民的利益必然构成国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发展的内源动力以及生命活力之所在。同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广大人民群众为国家主人，行使国家权力、管理社会事务，坚信人民群众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稳固的根基，是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其次，从国家建构的过程来看，人民群众不是社会发展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参与者。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均是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出于维持基本生存需要而作出的被动抉择。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瓦解之后，他们被迫走进工厂，成为机器的附庸，沦为整个资本主义大厦的一块垫脚石。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将资本的“吸血鬼”本性发挥到极致，导致大多数人民群众处于少数资本家的统治与奴役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社会的建设者，他们不是被历史的车轮裹挟着向前，而是主导着自己的命运与未来。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为改变社会面貌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6](P1467)中国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使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站了起来，并积极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蓬勃的智慧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蓝图和前景。正是在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人民获得了参与社会建设的成就感，在见证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收获了幸福感。

再次，从国家建构的最终结果来看，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直接受惠者。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最终都将汇聚于资本家的私囊，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即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形成富裕和贫困的两极对立，影响国家的整体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无须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服从于工具理性的控制，也从未被隔离于社会总体劳动成果的分配体系之外。相反，人民能否从社会发展中获得实惠是检验整个国家机构运转是否成功的标尺。习近平同志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7](P698)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是国家发展成果的直接受惠者，能够真正共享社会的发展成果。而所谓“共享”，就是在秉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保障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权益，让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被少数人垄断或占有，而是惠及最大多数的社会主体。虽然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很难同时兼顾不同社会阶层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诉求，但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权益置于首位，不遗余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始终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准则和根本落脚点。

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的比较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这一道路真正践行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国家建构原则。而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能够不断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制胜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焕发无限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苏东剧变之后，西方社会响起了一片“唱衰”社会主义的声音。有学者宣称社会主义已然终结，世界历史已进入“后社会主义”阶段；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直言伴随社会主义的灾难性崩溃，“自由民主制”将再无对手。苏联的地缘性政治灾难重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非社会主义发展样态的唯一形态，苏联模式的失败决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正如英国学者托尼·赖特所说，社会主义具有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构成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线索，它“是一个似伞般包罗万象的词，它的朋友寻求躲在伞下（每一方都试图抓住伞把，用伞尖互相刺戳），而其敌人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挥舞它以尽可能多地打中对手的头”。[8](P5)基于历时态的角度加以审视，“社会主义”是从最初的一种社会思潮逐步演变为现实运动的，而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多样性是其特质之一，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散文或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以及冒牌的社会主义等。当社会主义由一种思潮进阶为民族实践之后，又会适应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产生彼此相异的社会主义道路，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及的英国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等。基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形态②依然千差万别，有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较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诸多形态中的一种实例。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相比较而言究竟“好”在哪里？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发展40余年的实践，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

苏联模式曾是社会主义最成功的发展模式，并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依葫芦画瓢”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忽视了本国的社会历史境况，最终给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损失。如匈牙利在拉克西·马加什的领导下建立起过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其后发生的政治动乱以及连带的经济损失给匈牙利人民留下了长期的心理阴影。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匈牙利掀起三次改革大浪潮，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逐步步入正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9](P191—192)当今世界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探索都诉诸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一理论的内涵及本质的认知各不相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0](P291)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他们依据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现状所开出的“治疗”方案显然无法直接适用其后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病症”。任何教条地、机械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建设的道路设想来构筑自身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难免会出现真理与客观实际“水土不服”的现象，进而直接影响到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效与社会变革的信心。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最终改旗易帜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统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盲目地硬搬、效仿他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根据本国实际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发展初期，也曾因为照搬苏联模式走过弯路、历经挫折。习近平同志曾说：“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1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再次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正是在对这一道路的坚守与发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断得以彰显，并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政治文明、文化自信、生态建设以及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且根深叶茂，归根结底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结合中国实际循序渐进推动中国的建设、改革和发展。这条道路在守正创新中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长期贯彻：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症结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提纲挈领式地勾勒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图景。马克思通过深入人类生活世界，洞悉了资本主义奴役世界的秘密，发现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力量，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人们解剖现实世界、构筑未来图景指明方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所说，当今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仍要求助马克思来洞察当今时事。[12](P1)马克思主义为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饱受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点燃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希望火种。苏联共产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而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汲取的教训。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容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破解社会发展难题的理论钥匙。

第二，选择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全面改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试图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尝试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或失败。从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国逐渐在有条不紊的改革步伐中稳步前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道路，挣脱了过去贫弱交加的社会面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持续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动摇，“中国特色”不断强化。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试验，其成功将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验借鉴，而其核心原则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P135)改革是社会焕发活力的源泉，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驾护航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推陈出新，关键在于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勇于试错和自我纠错，即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又注重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在保证中国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中推动旧中国的落后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还为其改革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并在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与有机结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化解前进中的各种风险与危机而日益发展壮大，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相比展现出自身的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往无前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众多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其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发展的必然遵循。

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是以外在参照物为依据来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而以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变化的前后对比为依据，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带来的深刻性变化，从而凸显这一道路具备的实践变革性。

近代中国曾经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直至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旧中国闭关锁国的虚弱堡垒，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开始被唤醒，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转化为蓬勃的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长时间的战争消耗，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曾经历过一段举步维艰、苦苦探索的时期，处于贫弱交加的历史状态。这种历史状态，一是体现在经济方面遭遇的极端困难。经济上理应百废待兴，但实则“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 ~ 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 ~ 75%”，[13](P500-501)出现了生产力水平低、工业发展迟缓等问题；二是潜藏在思想观念深处的落后意识。尽管新中国的成立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但相当一部分的民众仍然没有摆脱封建迷信的影响，不具备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真正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伟大的历史转折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民众的思想观念突破重重禁锢、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观念意识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总体性特征，为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在经济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确立之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实现了长时段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人均GDP增速仅为2.1%，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过大致使经济结构失衡，人们并未很好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我国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14]出口产品大多为农产品或农业加工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阻碍社会走向工业化的桎梏，生产力低下造成的国力孱弱使得中国在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处于被动适应的落后地位。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人均GDP增长了近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人民生活水平在各个层面得到显著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从粗放型到绿色可持续型的转化，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发。我国的经济发展领域日益实现从国内向国际的拓展，通过国际合作与对外贸易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为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效应。

在思想观念层面，逐渐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并从思想的被动输入转为理念的主动输出。面对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中国人民将备受欺凌的原因归结于“器物”层面或制度上的落后。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掀起了思想革命的序幕，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完整体系的“科学”“民主”等新思想、新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开始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禁锢并最终找到了改变这种落后状态的锁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引发的深刻变革，使中国社会逐渐凝练出符合时代特征的价值共识，并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开始输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中国理念。在改革开放循序渐进的伟大历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争辩激荡，从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普世价值”，中国在对西方价值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髓的不断扬弃中，逐渐形成了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蕴含时代要求的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凝结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表达。在国际秩序的理念构建方面，中国应对国际性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即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发展的理念贡献。尽管由西方国家确立的国际秩序和个别国家的强权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当今的世界潮流是习近平同志所判定的“无法再倒退至自我封闭的孤岛”，因而“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P5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伟大构想已经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未来发展蓝图的责任担当与智慧贡献，为世界谋划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发展和推进，是人民的选择，是真理的指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深刻认识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有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裨益于增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助力于在总结过去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而推动中国道路的建设实践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理论智慧与实践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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